大衰退后遗症

来源: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
2018-10-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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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上讲,2008年的金融危机,堪称美国自大萧条(the Great Depression)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,持续时间超过18个月,如今早已结束。2007年12月-2009年6月期间,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急剧收缩,之后经济又重新回暖。

然而,对于很多人来说,世界从根本上变得大不相同。  

“大衰退( the Great Recession)初期,1/5的雇员丢掉了工作,很多人没能从中恢复,自此再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作。”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管、管理学教授彼得.卡佩里(Peter Cappelli)说,“伤残索赔申请数量激增,部分原因是下岗人员很难找到工作。初入职场的年轻一代,职业生涯就此中断,这一年龄段的人纷纷推迟买房、生子和其他本该完成的人生大事。”

“这是具有创伤性的事件。从整体经济来看,毫无疑问,很多人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。”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修·比德韦尔(Matthew Bidwell)这样评论。

大衰退加速了若干趋势,也阻碍了其中一部分。“受经济衰退影响,许多人变成临时工,通常是合同工;雇主对未来形势极不确定,员工又别无选择,不得不接受这些工作,雇员管理实践期间倒退了一大步,只要有份工作,员工就什么事都能忍。”卡佩里说。

我们本该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,下决心采取措施,防止重蹈覆辙。但是,忽略比记住更容易,于是一切如故。

退休延迟

这不是说,金融危机的启示已经尘埃落定。

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彼得·康提-布劳(Peter Conti - Brown)相信,2008年11月,美联储降息至实际利率为0的决定,成为金融和政治史上的重要时刻。 

“我们很久没见过这么低的利率,但有越来越多的两党人士一致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,认为其决策畏手畏脚。历史学家可能认为,2007-2008年间,美联储应对通胀时的摇摆不定加剧了危机的创伤。大多数学者将大萧条的糟糕处境归咎于美联储,其实,大萧条之后的数十年里,这种看法并未形成主流。即便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,要弄清美联储政策的真正影响,无论好或坏,为时尚早。”

就普通人而言,一个强有力的观点证明美联储起到了巨大的镇痛作用,失业率为10%,而大萧条时期这一数字是25%。“从此背景下,金融危机期间的借款人更占便宜。”康提-布劳说,大量投资股票和债券的人,其收益表现不俗,“唯独持有定期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者才遭殃,这部分损失者只是一个较小群体。 ”

同时,未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,例如更早降低利率、提高通胀,可能给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造成伤害。“目前不清楚10%的失业率是否可以避免,难点就在这儿。”康提 -布劳评论说。

金融危机后,保住工作或找到新职的人,预计需要面对退休时间的延迟,而其用于养老的储备金又大幅萎缩。

沃顿退休金研究委员会(Wharton 's Pension Research Council)的一份工作报告指出,许多经济学家预测,全球资本市场未来的投资预期收益率将远低于过去,这将影响美国老年人的工作、退休、储蓄和投资行为。

“在低预期收益率的制度下,员工享有税收优惠的养老金401(k)账户累积的财富较过去减少。此外,当预期的实际收益较低时,无论男女,其最优做法是延迟领取社会保障福利,并继续工作。”凡亚·霍耐夫(Vanya Horneff)、 雷蒙·穆勒(Raimond Maurer)和沃顿商业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奥莉维亚·S.米切尔(Olivia S. Mitchell)在论文《长期低预期收益将如何影响家庭行为》中写道。

论文中,三位作者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,其变量涵盖股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、美国税收制度和401(k)计划的最低分配要求,以及现实的社会保障福利计算公式;随后,给定实际预期收益较低情况下,他们模拟了行为将如何变化,并将模型结论与基准结果进行比较。

作者发现,在不同人群中,长期低回报都会对行为带来影响。“例如,男性和女性均会晚一年申领社会保障福利,延长工作时间,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反应最为激烈。此外,教育水平高的人群对实际收益更敏感,他们会更多地降低在享有税惠的退休账户中的储蓄额。”

同时,今天的美国人以负债状态步入退休生活的可能性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。债务负担过高,导致老年家庭对利率上升极为敏感。米切尔在另一份研究中发现,退休人员可能需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偿还增加的债务。

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,美国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业务迅速扩大,放任相对思维简单的顾客自主决定可负担的借贷额度。

 “退休期间,人们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如何支配财富,研究结果表明,美国老年人在退休期间需要偿还沉重债务,由于他们常将部分或者全部财产投入固定收益资产,致使问题更为棘手;此外,未来股权回报率将下降(如多数人预测的那样),老年人就愈发有必要明智地管理资产和负债,并偿还部分高利率借款。老年人不愿卖掉大房子换小房子,也不愿参与反向抵押贷款业务,这都使得其面对的挑战更加严峻。”米切尔和两位共同撰稿人在《老年人的债务变脸与金融脆弱性》一文中解释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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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房不易

未来年轻一代会买房、投资股权,以供退休后养老吗?

沃顿房地产学教授兼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研究所的联合主管苏珊·瓦切尔(Susan Wachter)认为,10年前的金融危机导致信贷标准趋于严格,获得抵押贷款的难度加大。

“如果你留心自有住房率,将发现比率显著降低。”瓦切尔解释说,“对于年龄在25-35岁的千禧一代,自有住房率下降,租住的比率上升,且与父母同住的人数比例达到历史新高,即便就业市场好转依然如此,其实,就业确已回暖,但房价增速高于工资增速。难获贷款的千禧一代不仅限于少数族裔,所有人都这样。”

严格的借贷标准包括了高首付比例、高信用值和低负债收入比。

“我们正成为一个‘多数的少数族裔’国家(即非白人的少数族裔占据美国人口的多数),如果信用紧缩成为新常态,加之房价增速高于工资增速,有可能导致自有住房率进一步显著降低。” 瓦切尔说,危机过后,少数族裔受到信用紧缩的影响更大,“因为他们的财富和信用值都更少。”

未来十年,美国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自有住房率吗?

1940-1960年,自有住房率从44%提高至66%,2004年达到69%,2015年回落至63.4%。瓦切尔及其两位合作者在《租房国家抑或买房国家?》论文中指出,“一旦关键驱动因素生变,自有住房率可能陡降。”

“我们根据基本平均情境预测,2050年,自有住房率会下降至57.9%,其他模型亦显示,自有住房率会从现在的64%降至2050年的50%,比2004年少了20个百分点。”他们写道。

研究者表示,二战后和现在的常态都是2/3的家庭拥有房产,该比率需要信贷情况好转才可能保持;抑或是美国的少数族裔成为人口主体后,他们的经济禀赋向主流的白裔看齐;又或是房价增速相对收入增速趋于稳定。

当然,日趋严格的信用标准要求贷款申请者低负债、高工资。不过,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,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已有20年没有变化。许多家庭期望买房,条件却远不及父辈在同样年纪的时候。

大量千禧一代正经历学生贷款增加、中位数工资增速趋缓的“双重挤压”。

薪酬停滞

为什么失业率下降,工资、福利和工作情况却没有提升?经济学家和人力资源专家对此没有统一的解释。

“我们通常将菲利普斯曲线(Phillips Curve)作为理解经济复苏、控制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则,其要义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呈反比关系。”沃顿管理学教授伊万·布兰卡(Iwan Barankay)说, “奇怪的是,自经济衰退结束,失业率一路降至1970年以来最低水平,美国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实质增长,平均来看,欧洲和日本也是这样。”

布兰卡表示,工会能力减弱可能是一个原因。有研究指出,法国经济增速逊于德国,工资增速高于德国是受到工会因素影响。

“我不认为这能解释持续走低的工资增速,因为互联网泡沫之后,工会力量同样很弱,工资却有所增长。”他补充道,“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给公司内部组织和决策流程带来的改变。” 2008-2009年,经理阶层和工人一同失业,这是不同于此前经济衰退的一大关键差异,相反,只有少数高管岗位失业,可能造成公司决策权更加集中。

“但是,我们不知道工资处在低位的真实原因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。”布兰卡说,“的确,工资可能在下一次衰退来临前都不上涨,原因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。” 

如何让劳动力市场持续健康,也是一知半解,“经济经过这么久的恢复,劳动市场回归正常,我们的利率依旧很低,预算赤字依旧在扩大,这的确值得警惕。当下一次低迷来临时,我们该何去何从依然一无所知。”比德韦尔说。

他也强调,有必要区分周期性因素和长期趋势:大衰退固然重创劳动市场,工人现状不佳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导致,包括对工人权益保护的持续下降、科技侵蚀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和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。“这些都是严重的挑战,不过目前的政治环境,很难看到有针对这些因素的回应。”

至于能做什么或该做什么,来帮助那些事业因大衰退中断的人,卡佩里提出了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。“过去,雇主或政策层都无动于衷:政策方面,应该帮助深陷学生贷款的毕业生,他们难觅有足以还款能力的工作是确定无疑的,且情况会加剧;就雇主而言,应该明智地认识到,这段时间进入劳动市场的人,其简历不会特别光鲜。”

比德韦尔认为,我们很难讲述一个“大衰退改变一切”的故事,“部分原因是其持续时间久,劳动市场一度出现毁灭性崩塌,之后我们看到了经济恢复,现今大多数指标都近似于危机之前。可真正的问题在于,回暖能持续多久?”

他认为,大衰退的遗产是对经济脆弱性的理解大大加深。

“如果你研究大萧条,就能意识到出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‘逆合法化’,由于普遍认知依靠自由市场无法取得稳定增长,美国和全球的监管力量都在增强,大萧条后的六七十年,依然危机不断、市场动荡。我认为,基于公众立场,上一次金融危机助长了对大公司愤世嫉俗的想法,以及对资本市场稳定性可能的紧张。我们现在到处询问,市场下一个地雷会什么时候引爆。”

“可能政府进行监管的需求更迫切。”他说,“但是,更多弥漫的是整个系统支离破碎的感觉,不知道该怎么做,也没有建设性意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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